近三年平谷法院共审结23起涉农村养老机构服务纠纷，且案件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。涉农村养老机构服务纠纷增多，严重损害普通村民对养老机构信任感，加重社会养老问题。平谷法院通过调研发现涉农村养老机构服务纠纷主要存在以下特点：

一是合同文本制作不规范，行业监管措施不到位。当事人与养老机构签订的服务合同多为养老机构出具的制式合同，农村老人或其家属一般文化层次较低，对合同范本约定的养老服务法律关系理解不充分，致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保障。同时，机构养老服务的市场监督机制不够健全，质量监管机制缺乏，法律法规不够细化，监管部门需要协调规划，做足规范机构养老服务市场的基础性工作。

二是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，权利救济方式不合理。对于老年人自己签订合同，以及代理人代签合同不同情况下的权责划分法律法规未作出细化，且养老机构多强调自身权利，对于责任承担采取格式合同规避。养老服务活动具有公益性，发生合同纠纷时当事人多采取解除服务合同方式处理，是不科学、不人性化，为充分考虑老年人利益及身体状况，要慎用解除合同的方法。

二是养老机构设立门槛低，抵御风险能力不充足。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，大量民办养老机构设立，设立门槛较低，养老机构对自身职责范围、免责条款的规定没有统一标准。同时，调研发现，许多养老机构缺少政府扶持，完全依赖收取老年人每个月的服务费来维持运转，营利微、规模小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。发生事故后，担责能力较弱，赔偿能力有限，不能及时充分填补当事人遭受的损失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平谷法院提出如下建议：

一是严格规范机构养老服务合同。一方面，严格养老服务合同主体资格，当老年人自己签订合同时，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并可以独立支付服务费用，老年人的代理人只是合同的联系人，不具有合同主体地位；当老年人的代理人作为合同当事人时，其应是能够充分保障老年人利益的主体，通常为老年人的子女或其他近亲属。另一方面，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，对养老机构设立条件、基本义务、老年人的权利、老年人代理人的权利义务使用格式条款进行规定，其他内容需要“专护”条款详细规定，具体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作为附件。

二是引导正确服务合同解除方式。机构养老服务合同的客体是养老服务，养老服务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概念。老年人在合同中处于弱势地位，订立合同时，信息收集量较弱。在是否解除合同时，应尽可能尊重老年人的意愿，优先通过协商、调解方式解决。合同解除后，若无法及时联系到老年人代理人，养老机构仍负有合理照顾老年人的义务，费用其代理人最终承担。机构养老服务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性，精神养老应受到重视，所以应允许老年人以违约之诉提起精神损害赔偿，既可节约司法资源，亦可全面弥补老年人受到的损失。

三是善用村镇“以房养老”制度。调研发现农村养老机构收费难亦是案件多发纠纷点。所谓“以房养老”，即老人考虑自己养老需求或大病救治情形，自愿将自有产权房抵押给银行、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。在政府民政部门监管下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老年人的房产、寿命、健康状况做综合评估，一次性或每月给老年人或者约定养老机构固定钱款，保证安享晚年以及大病救治。在此期间，老年人享有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，待老人去世后，金融机构向法院执行该房产，就拍卖价款或者承租人租金合法优先受偿。